多地向县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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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轮多地向县放权，正是从制度层面为县域发展拆墙松绑。

县域，正在迎来一场深层次的权力下放。

近日，湖南省发改委印发《湖南省“向县放权”实施方案》，明确依法依规向县一级下放权力、赋予资源，推动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倾，增强县级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自主权与决策能力。

向县放权并不是只有湖南，四川在前不久也公布了29个扩权赋能试点县（市）首批省级支持事项清单，266项支持事项“打包”到县，涵盖地方债务化解、城市更新、公共服务、文旅融合、乡村振兴、开发区提能、国企融资增信等领域。

再往前，广东明确“十五五”将深化扩权强县、强县扩权和县镇管理体制改革。河南2022年赋予县（市）第二批86项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同一年，湖北向79个县（市、区）下放了126项省市两级权限。

多个省份不约而同选择向县放权，释放出怎样的信号？

三里河注意到，此轮向县放权与此前多轮改革的最大不同在于不再是简单的权力下放，而是强调权限与资源、资金、技术同步下沉。

县级政府身处经济发展和民生服务的最前沿，一些地方却长期面临审批权限向上集中的困境，权责倒挂、事权不对等，不仅消耗基层干部的积极性，更导致县域发展动能失衡。

湖南的方案明确提出将坚持精准赋能、宜放则放、权责一致、保障有力、闭环管理五大原则。对经济大县依法赋予省级或市级同等管理权限，法律法规未禁止且县级能有效承接的事项应放尽放。

四川的做法同样体现了精准赋能的思路。266项支持事项不是“一刀切”地放，而是根据各县资源禀赋和发展定位量身定制。文旅资源丰富的县，支持打造特色文旅融合新场景；农业大县，支持创新机制推进乡村振兴重点项目。

从“给什么要什么”到“要什么给什么”，放权的逻辑变了。不再是雨露均沾，而是精准施策。经济强县获得更多自主权后，将如虎添翼；而基础薄弱的县域，则可能因权限和资源有限，在竞争中进一步掉队。

为什么是现在？

县域的重要性无需多言。截至2024年底，中国县域经济总量已达54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近40%，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持续提升。国家已明确五类县城城镇化发展方向，要求发展特色县域经济。

此轮多地向县放权，正是从制度层面为县域发展拆墙松绑。

值得注意的是，放权不是一放了之。如，湖南对专业技术强的下放事项设置不超过6个月的过渡期，确保基层“接得住、办得好”；广东要求自决定公布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完成职权调整交接；河南明确不得随意设置附加条件，不得明放暗不放，不得擅自收回或变相收回已下放权限。

这些细节安排说明，从省级层面到县级政府都已意识到，放权只是第一步，接得住、用得好才是关键。

有学者曾表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扩权强县，前提是这些发达地区县域经济本身就是强的，而中西部地区若盲目扩权，可能导致经济布局进一步分散，县一级难以达到规模条件。

这也意味着，未来县域发展分化或加剧。经济强县通过扩权赋能加速崛起，人口小县则有可能走机构精简的另一条路。

放眼更长的时间维度，县域扩权其实是在为中国经济的下一程搭建制度底座。县域活，则全盘活；县域强，则底部稳。县域活力的释放，恰恰是中国经济韧性与潜力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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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北京